作者簡介
藍碁（RainierLANSELLE），文學博士，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教授，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東亞文明研究所所長，著有《聊齋全圖》等。
劉蕊，文學博士，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博士後，發表有《法國漢學家傑溺藏書及其漢學研究》等。
本文原爲藍碁教授年6月22日於中山大學中文系“名師講壇”演講稿，後由劉蕊博士補充整理成文。
摘要
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在18世紀由法國耶穌會士陸續翻譯成法文，與經典、詩詞等同步傳播至歐洲，成爲西方瞭解和探索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文明的重要渠道之一。在三百餘年的法國漢學史上，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的翻譯呈現出此起彼伏的狀態。起初，作爲漢學家熱情追逐的對象，小説和戲曲不僅能幫助瞭解中國古代社會、文化，更被視爲研究漢語的素材庫；20世紀以後，它們纔逐漸在法國的中國文學研究中擁有了相對獨立的地位。
關鍵詞：法國漢學小説戲曲
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傳播至歐洲，大約肇始於18世紀，它們由法國耶穌會士陸續翻譯成法文，從而進入法語讀者的視野。之後，這些作品又陸續被轉譯成其他西方語言，成爲歐洲瞭解和探索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文明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與儒家經典、詩詞等在18世紀的“中國熱”中同步進入歐洲，它們既同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又代表和彰顯着中國歷史文化的不同角度，由於各自體裁、功用的差異，在法國漢學史上分列於各自的位置，遥相呼應。
一
在耶穌會傳教士的旗幟下
法國漢學的歷史源遠流長，與早期耶穌會在中國的發展緊密相關。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Ricci，～）[1]是早期來華傳教士中影響最大的一位。明末清初，許多法國傳教士也跟隨利瑪竇的步伐來到中國，開始向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傳遞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儼然成爲歐洲遥望中國的望遠鏡。年，《論語》（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2]的首個拉丁文全譯本問世，這是《論語》第一次被全部翻譯成西方語言，向歐洲全面地介紹中國哲學和儒家傳統，法國人的貢獻功不可没。
《論語》書影
年對於法國漢學而言，同樣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是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了五位“國王數學家”——洪若翰（JeandeFontaney，～）、劉應（ClaudedeVisdelou，～）、李明（LouisLeComte，～）、張誠（Jean-Fran?oisGerbillon，～）與白晋（JoachimBouvet，～）——到中國傳播歐洲科學[3]。年，康熙皇帝贈送給路易十四49種册中國典籍，其中包括《大清律》《本草綱目》《禮記》等，這些書籍由白晋帶回巴黎，構成了法國皇家文庫（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漢籍特藏的雛形。年前後，原隸屬於耶穌會“葡萄牙省”的遠東分支内部發生分裂，一部分會士來到中國傳教。從到年，赴華的法籍傳教士人數已達30名，取代葡萄牙傳教士成爲在華傳教的主流，迎來了“中國知識傳播”的旺盛時期。
在華的法籍傳教士向法國學者及民衆介紹了諸多有關中國的文化與社會現狀，譬如：白晋《中國皇帝康熙傳》（PortraithistoriquedelempereurdelaChine,Paris,）、《中國現况圖像》（LEtatprésentdelaChine,Paris,）與李明《中國近事報道》（NouveaumémoiresurlétatprésentdelaChine,Paris,）等。儘管這些著作與文學没有直接的關係，却是中國文學法傳過程中不容忽略的歷史背景。也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下，中國文學進入到法國人的視野。
該時期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杜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中華帝國及其所屬韃靼地區的地理、歷史、編年紀、政治和博物》（Description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physiquedelempiredelaChineetdelaTartariechinoise），又名《中華帝國全志》，被譽爲“西方早期漢學三大名著”之一[4]，堪稱18世紀上半叶有關中國知識的總匯。這部著作不僅包含許多文本，還有大量的圖畫，既有諸如聖旨這類的文件，也有文獻。地理部分是這部著作最新穎之處，其中的地圖又是最珍貴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法國基本没有掌握到如此精確的地圖[5]。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LettresédifiantesetcurieuseécritesdesMissionsétrangèresparquelquesMissionnairesdelaCompagniedeJésus，~）是另一部巨著。法國傳教士將他們在中國的見聞以書信的方式匯報給歐洲的耶穌總會，至年，這些書簡被全部匯總爲34册，在巴黎出版。它向法國知識界、文化界以及大衆展示了色彩斑斕的東方帝國的全景，也給法國人描繪了基督教在中國跌宕起伏的百年傳播歷程，被稱作“歐洲‘中國形象’的塑造者”[6]。
“中國熱”在18世紀風靡歐洲，歐洲人一邊喝着武夷紅茶，一邊開始讀那些從遥遠天朝傳來的傳奇而動人的書信和故事[7]。正處於“啓蒙時代”（SiècledesLumières）的哲学家們也紛紛受到這股東方文化潮流的影響，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伏爾泰（Voltaire，～）、狄德羅（Diderot，～）、博馬舍（Beaumarchais，～）、孔多塞（Condorcet，～）等。這些先賢們積極地從中國古老的歷史文明中汲取新的養分，倡議模仿中國的先例來改革法國的政治、行政、官僚體制等，爲時下法國政治制度的變革尋求更多更佳的途徑和方法。
二
17～18世紀：早期對中國文學作品的介紹
正如前文所述，中國文學進入歐洲人的視野，是在18世紀耶穌會士翻譯和介紹中國社會歷史與現狀的背景下進行的。馬若瑟（JosephHenriMariedePrémare，～）翻譯的元雜劇《趙氏孤兒》（TchaoChiCouEll,ouLePetitOrphelindelaMaisondeTchao，）[8]便收録於《中華帝國全志》。由此，紀君祥的《趙氏孤兒》首次（部分）被翻譯为歐洲語言，也可以將此看作是中國文學西傳的開端，影響深遠。值得玩味的是，這部作品的法譯本恰恰折射出中西文化間的趣味差異。元雜劇在中國，往往看重曲詞，而法國人却獨重賓白。《趙氏孤兒》的早期法譯本，譯者删去了曲詞部分，僅保留了賓白和科介，使得這部元雜劇看上去更像是小説。但這並不影響歐洲讀者對該劇的熱情，《趙氏孤兒》被不斷翻譯和改編，尤以伏爾泰於年改編的《中國孤兒》（又名《中國孤兒：五幕孔子道德劇》，L’OrphelindelaChine:lamoraledeConfuciusencinqactes）最爲著名。
伏爾泰將《趙氏孤兒》改編成一部法國式悲劇，他的翻譯不僅直接受到了馬若瑟的影響，還模仿了馬氏的譯本。此後，伏爾泰又成爲當時許多歐洲作家紛紛模仿的對象。在德國、意大利等地，《趙氏孤兒》更是劇作家們追捧的寵兒，這部元雜劇以歌劇的形式重複上演，逐漸形成了“中國孤兒熱”的態勢。現今，巴黎盧浮宫還保存着一幅珍貴的畫作，描繪的即是年伏爾泰《中國孤兒》悲劇初次公開時，盧梭等學者、名流一起閲讀的場景。
AnicetCharlesGabrielLemonnier畫作
除了元雜劇，殷弘緒（FrancoisXavierdEntrecolles，～）翻譯的《吕大郎還金完骨肉》（《警世通言》第五卷）是最早將話本小説譯爲歐洲語言的譯本，法文譯名爲《培養道德，榮耀全家》[9]。必須指出的是，殷氏翻譯的目的並非是忠實地展現原文，而是將小説中的故事當作中國人道德行爲的例證[10]，而最能引起當時學者關注的，則是小説中富有哲學價值的内容。在法國學界有一個略顯極端的例子：從18世紀到年的两百餘年中，人們只是簡單地將此看作是一段富有哲學思想的對話。
同樣，在《中華帝國全志》中還收録了一篇名爲《與現代中國哲學家陳某對話：略陳其對天地起源與概况之見解》（Dialogue,oùunPhilosopheChinoismodernenoméTchinexposesonsentimentsurloriginel’étatduMonde）的故事，鮮有學者知曉其文本來源。直至年，留法學生吴蕙儀的博士論文《18世紀翻譯中國：中國文本的耶穌會譯者與歐洲中國知識的更新（～約）》（TraduirelachineauXVIIIesiècle.—Lesjésuitesfran?aistraducteursdetexteschinoisetlareconfigurationdesconnaissanceseuropéennessurlaChine,-ca.）纔首次披露這篇文章的原本出自艾衲居士《豆棚閒話》第十二則“陳齋長論地談天”。
清初話本集《豆棚閒話》第十二則“陳齋長論地談天”，講述的是一位典型的道家先生給鄉村觀衆講解天地、禮學的基本知識，以通俗化的方式向平民百姓解釋抽象而不易理解的中國哲學概念。筆者推測，傳教士之所以會收録和翻譯這則話本故事，或是因爲该時期的話本小説和其他通俗文學往往扮演着教化民衆的重要角色，能夠將深奥晦澀的哲理以一種淺顯易懂的方式傳達給普通的讀者。
三
19世紀：“科學”觀察
對比17～18世紀，19世紀的法國漢學有着顯著的變化。這個時期的漢學家未去過中國，甚至没有前往中國的興趣，而是採取遠距離的“科學”觀察的方式遥望東方。
那麽，爲什麽會産生如此的變化？我們不得不聯繫到當時的歷史背景。
19世紀是以法國大革命（～）[11]的結束爲開端，拿破侖一世執政，成爲“法國人的皇帝”（～）。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時代之間，科學界則經歷了一場“埃及戰役”（L’Expéditiond’Egypte，～）——年輕的拿破侖占領埃及，率領一支由學者、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名成員組成的“科藝委員會”借機對埃及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歷時十餘年（～），這些調查報告最終集結成37册的巨作《埃及記述》（Descriptiondel’égypte）。這次規模龐大的科學發現，是用一種更具科學性的新的研究方法來對一個古老的、早已失去了所有踪影的文化進行系統的描寫，使之復興。對於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譯就是由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Champollion，～）完成的，他通過解讀存留下來的古代埃及文字去探索仿佛“湮没”了的歷史文明。
《埃及記述》書影
也是從此时起，歐洲對於世界各民族與文明的觀察和研究進入了新階段——科學而客觀地研究古老而遥遠的文化。他們採取遠距離地觀察和描寫，與宗教宣傳活動相分離，其目的與此前的傳教士大相徑庭。
經歷了“啓蒙時代”，19世紀进入“浪漫主義”时期。浪漫主義不僅體現在文學方面，也是科學界的重要理念。人們試圖如實地重建失落文明、遥遠文明和異國文明。同時要與其保持空間或時間的距離，從直接對話過渡到遠距離觀察。也正是如此，漢學家並没有察覺到需要親自前去中國實地考察的必要性。此時的學術界也建立了許多新的機構和學校，如成立於年的東方語言專科學校（Ecolespécialedeslanguesorientales）與現今的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nationaldeslanguesetcivilisationsorientales，簡稱：INALCO）。東方語言專科學校的創立初衷是爲了滿足法國政府外交事務的需求，側重於培養外交官和翻譯人員，起初教授的只有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克里米亞韃靼語、波斯語與馬來語，並未包括漢語[12]。但隨着法蘭西學院設立了歐洲第一個與漢語相關的教職，這樣的狀况也由此發生改變。
年，東方語言專科學校中國研究部也開始了漢語教學。漢語之所以被接納，與第一次鴉片戰争這一歷史背景直接相關。年8月《南京條約》簽訂，中國開放了五座通商口岸，被迫向世界打開國門。這一全新的形勢也迫使法國立即採取一種新的教育，好讓自己將來能夠與這個異邦進行商貿往來[13]。
一百多年來，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中文教學與研究有很大的發展與變化。除了教授中國語言文化的中文系之外，還於年設立了“中國研究中心”，對現代中國問題展開研究。僅至年，中國研究中心便設立了七大課題：
（一）“中國近現代史”下設子課題“20世紀中國的城市社會”；
（二）“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下設子課題“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性面面觀”“中國台灣文學”及“巴金的《隨想録》”等；
（三）“古代中國研究：两漢與唐代之間的文學與宗教”下設子課題“有關人性與情感相互關係的哲學討論”“六朝時期的文學、宗教與社會”等；
（四）“中國唐朝的醫學、宗教與社會”下設子課題“敦煌醫學手抄本”等；
（五）“現代中國與現代日本的教育、語言與認同性”；
（六）“中國語言學研究”下設子課題“古代漢語的歷時語言學”“近代漢語的統計學與詞彙分析”“漢語語言與文字”等；
（七）“近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形象”下設子課題“向西方的開放與對傳統的創新”。[14]
現在，隨着越來越多的法國人開始學習和掌握漢語並前往中國，法國漢學也結束了“科學”觀察的時代，展開新的篇章。
四
19世紀：對於中國文化全面性的認識與普遍性的傳播
法蘭西學院（LeCollègedeFrance），又名法蘭西公學院，成立於年，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I）在位時，以“無所不教”（Docetomnia）[15]爲辦學理念。法國歷史上可以稱爲漢學家的第一位學者雷慕莎（Jean-PierreAbel-Rémusat，～）曾就職於此，他在至年出任法蘭西學院“中國及韃靼滿洲語言文學”教授（Premièrechairede《Langueetlittératurechinoisesettartare-mandchoues》duCollègedeFrance）。
雷慕莎不僅是法蘭西學院第一任漢學教席，同時還是亞細亞學會（Sociétéasiatique）的創始人。亞細亞學會始創於年4月1日，是整個歐洲歷史最悠久的有關亞細亞研究的協會。初建時，奥爾良公爵（Ducd’Orléans）爲榮譽會長，此後歷任會長中，包括塞納爾（EmileSénart）、列維（SylvainLévi）與伯希和（PaulPelliot）等著名學者。亞細亞學會圖書館庋藏有大量有關遠東地區的書籍，此外，塞納爾、傅舍（Foucher）和沙畹（édouardChavannes）等著名東方學家的遺書也都保存在此。
雷慕莎的論著有《漢語語法入門》（élémensdelagrammairechinoise）、《喇嘛教概論》（Aper?udunMémoiresurloriginedelaHiérarchieLama?que）、《亞細亞雜記》（MélangesAsiatiques,ouChoixdemorceauxdecritique,etdemémoiresrelatifsauxreligions,auxsciences,àlhistoire,etàlagéographiedesnationsorientales）等，他還翻譯了南宋趙珙《蒙韃備録》（ObservationssurlHistoiredesMongolsorientaux）、東晋法顯《佛國記》（FoéKouéKi,ouRelationsdesroyaumesbouddhiques）等。
中國文學方面，雷氏翻譯了清代才子佳人小説《玉嬌梨》（Yu-Kiao-Li，），又名《两姊妹》（LesDeuxCousines）[16]，還選譯了“三言”中的九篇，合爲《中國短篇》（ContesChinois）等[17]。儘管《玉嬌梨》在中國古代小説中並没有多少地位，但在歐洲，該小説却因爲雷慕莎的譯介得到了德國文豪歌德（～）的高度讚揚。歌德在其《談話録》中如是描述：“在没有見到你的這幾天裏，我讀了許多東西，特别是一部中國傳奇，現在還在讀它，我覺得它很值得注意……（中國傳奇）并不像人們所猜想的那樣奇怪。中國人在思想、行爲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18]
《玉嬌梨》書影
雷慕莎之後，由儒蓮（StanislasJulien，～）承繼法蘭西學院“中國及韃靼滿洲語言文學”教授職位（～）。中國學者王韜至年曾專程拜訪儒蓮，雙方探討有關中國文化的翻譯與傳播問題（詳見《漫遊隨録》《法國儒蓮傳》《與法國儒蓮學士》等文）。王氏讚歎：“儒蓮好學媚古，一志窮經，足跡雖未至禹域，而譯書已裒然盈尺。”[19]
儒蓮一生都没有去過中國，且不説中文，却是漢語知識淵博的漢學家。他告訴王韜，法國圖書館中保存有大量漢籍，並且已經有三萬多種。王氏之後，鄭振鐸《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説與戲曲》（）、孫楷第《王國圖書館中的中國圖書》（Lescollectionsdelivreschinoisdelabibliothèqueroyale）也都對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部分漢籍有過介紹。
儒蓮的論著涵蓋中國語言、科技、歷史等多個領域，如《漢語文法》（SyntaxenouvelledelalangueChinoise）、《漢語語法與詞典學實踐練習》（Exercicespratiquesdanalyse,desyntaxeetdelexicographiechinoise）、《華帝國的古今工業》（Industriesanciennesetmodernesdelempirechinois）、《桑蠶記要》（Résumédesprincipauxtraitschinoissurlaculturedesm?riers,etléducationdesvers-de-soie）、《景德鎮陶録》（HistoireetFabricationdelaPorcelaineChinoise）、《突厥史研究》（DocumentshistoriquessurlesTou-kioue［Turcs］）等。他還翻譯了《三字經》（San-tseu-king,LeLivredephrasesdetroismots，）、《千字文》（LeLivredesmillemots）、《老子道德經》（LeLivredelavoieetdelavertu）、《大唐西域記》（VoyagesdupelerinHiouen-tsang）、《木蘭辭》（RomancedeMou-lan）[20]。
在戲曲、小説翻譯方面，儒蓮可謂成果豐碩。年，他翻譯了《灰闌記》（Hoei-Lan-KiouLHistoireducercledecraie），底本選自《元曲選》（Youen-jin-pé-tchong,“LescentpiècesdethéatredesYouen”）。年，第一次將玉花堂主人十三回的《白蛇精記雷峰塔》翻譯成法文，取名《白與青》（BlancheetBleue），又名《两個神仙蛇》（Lesdeuxcouleuvres-fées）。同年，他重譯了《元曲選》中的《趙氏孤兒》，名爲《中國孤兒》（KiKiun-Tsiang:Tchao-Chi-Kou-EulouLorphelinDeLaChine，）、《歷史悲劇》（Dramehistorique），這是《趙氏孤兒》的首版全譯本。年翻譯了《平山冷燕》（Ping-Chan-Ling-Yên），又名《書香两姑娘》（Lesdeuxjeunesfilleslettrées）。年，完成《玉嬌梨》（Yu-Kiao-Li）的新譯本。年，完成了歐洲第一次《西厢記》的翻譯，並稱其爲“十六齣喜劇”（Si-siang-kiouLhistoiredupavillondOccident，ComédieenSeizeActes）。其實這還不是一部真正意義上對《西厢記》完整翻譯之作，其底本實則爲金聖嘆删削後的十六齣本《西厢記》。當然，儒蓮的譯本保留了曲詞的漢語原文，以漢法對照的方式呈現出來，爲後來學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但不可否認的是，金聖嘆的許多思想太過玄幻和複雜，難以理解，所以儒蓮的關注點只在《西厢記》本文，而着意回避了金聖嘆對《西厢記》的批評。一直到21世紀初，儒蓮的翻譯依然是法國惟一的《西厢記》譯本。其他歐洲語言的《西厢記》譯本則在20世紀以後纔陸續出現，其中德語譯本有明顯借鑒儒蓮譯本的痕迹。
《平山冷燕》書影
需要强調的是，儒蓮的翻譯較之以往的學者具有巨大的不同——他注意到曲詞的重要性，認爲這是戲曲當中不能忽略且不能删去的部分，從而開始翻譯曲詞。這是中國戲曲翻譯史上巨大的邁進。
接替儒蓮職位的是德理文侯爵（MarquisLéondHerveydeSaint-Denys，～），他於至年擔任法蘭西公學院“中國及韃靼滿洲語言文學”教授職位。德理文對中國戲曲、小説的興趣不及前兩位學者，翻譯的作品不多，對《今古奇觀》頗爲鍾情。先後選譯了《今古奇觀》中的12篇、6篇，分别名爲《短篇小説》（NouvellesduKinKouKiKouan，）和《新短篇小説六種》（SixNouvellesNouvelles，）。
《新短篇小說六種》書影
除了法蘭西學院，東方語言專科學校也設立了漢語教職。安東尼·巴贊（AntoineBAZIN，～）是首位任職的中文教授，兼任亞細亞學會（）會長。他翻譯了多部中國戲曲、小説，如：《?梅香》《合汗衫》《貨郎旦》《竇娥冤》《琵琶記》《三國志演義》等。前四部翻譯收入《蒙古帝王時代之中國戲劇集》（ThéatreChinois：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jiaogulana.com/jglgx/9220.html
